昨天、今天和明天：小岗村的四十年变迁与发展

犹如毛毛虫的破茧蝶变，从1978年12月“红手印”的契约书诞生后，小岗村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却也充满了成功与收获。当历史的车轮踏入习近平新时代的轨道时，小岗村将遭遇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四十年来的示范模本，未来该如何发展?带着这些疑问，2018年8月上旬，湖南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实践队走进了小岗村，开展了为期十天的调研活动。

从湖南长沙岳麓山脚出发，乘坐高铁，再转乘一趟大巴车，总计约6个小时的车程后，15人组成的实践队便到达了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城。从凤阳县城驱车往东，密集的房屋商铺逐渐变得稀疏，路上拥挤的车辆也慢慢稀少起来，开阔的道路和广袤的田野随即映入眼帘。约四十分钟的车程后，一块横跨道路、印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字样的巨大门牌巍然而立，这时，算是正式踏入小岗村的地界了。

再前行一段路程，小岗村大酒店、游客中心、敬老院、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等小岗村的标志性建筑接连出现，行至改革大道和友谊大道交汇的三岔路口时，那块早已声名在外的、由费孝通先生题写的、印着“凤阳县小岗村”字样的牌坊终于露面，而四十年前用一纸印满“红手印”的契约书为中国农村改革奠基的小岗村，也缓缓呈现出它的面貌和风采。

八月的小岗村炎热的很，穿着各色文化衫的大学生们或拿着纸笔或扛着相机沿着旅游区游览线路图走在小岗村，背面印着校名和队名大的文化衫已被汗水浸透。这个夏天，单是来访小岗村暑期调研的大学队伍已逾百支。

改写历史的红手印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实行的工本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小岗村也不例外，在这里，积压许久的矛盾在1978年彻底爆发。那一年的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粮食歉收，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

当年夏收麦子时，小岗村每个劳动力仅仅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仅有两户人家没有外出乞讨过。身为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在回顾这段往事时仍记忆犹新：“在当时给几两粮票或者给几分钱，或者说在农村往南边去能抓一把米给你，这就说明人家是同情你，如果不同情你那就是指着鼻子骂你，他就说你年轻轻的，说不要脸的。”小岗村的村民们在遭受这次饥荒之后，在年底达成共识——想吃饱，得分田!

1978年寒冬的一个夜晚，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户，聚集在村中的一间房屋，神情严肃地在一纸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手印，决定偷偷进行分田到户的尝试。18个人当时未曾想到，这张按满了红手印的契约书，竟会在日后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见证。

分田到户的计划一度遭受巨大阻力，1979年开春，梨园公社曾一度准备采取扣掉小岗村口粮和种子供应的措施，但在合议之后，小岗村村民横下心，“不给我们就不要，没有种子，我们问亲家去借。”

但在小岗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决心抗住压力，让小岗村以包干到户的形式进行春耕生产，秋后收获时再做决定。结果没有让人失望，以往连不到三千斤的国家征购粮都交不上的小岗村，这一年的粮食总产量达 13.3万斤，相当于 1955 年到 1970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不仅还清了国家贷款，还让户户有了余粮。当时分到35亩地的严金昌家，在这一年终于吃上了饱饭，据他介绍，1979年一年的收成，“够我们吃五年。”

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在考察小岗之后，认同了小岗村的做法，并将其推广开来，成为后来家喻户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种机缘，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盛名之下的四十年变革

盛名之后，归于尘嚣。尽管成为了“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却并未藉此走上康庄大道。在经历八十年代初短暂的快速发展后，小岗村进入了长达近二十年的改革“阵痛期”。严金昌回忆道，“我们当时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做法，就只能吃饱饭，农民种地就只能解决温饱，想赚多少钱那是不可能的。”

被传统种植所束缚的小岗村也曾有人寻求突破，发展工业和集体经济，但往往被更多数村民的反对声所淹没，积贫积弱数十载、极其看重土地的村民们不愿意在实现温饱之后继续新的变革。关友江痛心于这种小农思想给小岗村带来的束缚，“农民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观念没有变，还想着我家土地分的多，所以我一定要把握好。根本连这个(致富的)概念都没有，都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发展这么快。”

种种原因，让小岗村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发展缓慢，也被外界形象地形容为：“一夜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未过富裕坎。”

这种窘境一直延续到了2004年。这一年，受安徽财政厅选派，在小岗村走马上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的沈浩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红色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

这些发展战略，都涉及到土地的流转问题，村民们一开始对于土地流转持怀疑态度，“我们农民没有地了，我们以后吃什么呢?”为了争取村民的信任，沈浩挨家挨户地做工作，与村民打好关系，告知土地流转的益处，了解大家的需求。

除此之外，他为村里修建公路、为散居的二十六户村民集中盖了住宅楼，并在村里成立了大包干纪念馆;他依托已建成的80亩葡萄示范园，通过党员的带头示范作用，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办起葡萄文化旅游节;他争取来资金，全村每户发两万元加盖2层楼房，修复自来水和广播电视等设施，兴建党员活动室、卫生服务中心和档案室。

令人遗憾的是，尚未见证“三步走”战略的落实，沈浩便因为劳累过度，在任上溘然长逝。不过，如今的小岗村，处处都映照着沈浩的努力成果：配置红绿灯的宽阔街道、整齐划一的徽派建筑住宅区、宏伟壮观的大包干纪念馆......如此种种，都俨然超出了一般的中国农村，也让来此调研的大学生感叹道：“这里就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小区。”

不断试错的转型尝试

这个夏天，严金昌格外地忙碌。他家所经营的农家乐餐馆——“金昌食府”，因国家领导人曾经到访，几乎成为了来到小岗村的媒体和调研团队的必达之处。进入七月之后，每天都会有数个团体来访，湖南师大暑期实践团前往时，得提前跟老人预约采访时间。不过也正因为前来采访的团体大多选择结束之后在此就餐，使得餐厅的生意异常火爆。。

但除了金昌食府之外，小岗村其他的餐馆门口基本都是门可罗雀。不仅是因为缺少“名气”，更关键的是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从刻着“凤阳县小岗村”的牌坊往里走，不到两百米的路程，竟然林立着十多家家基本类似的农家乐餐馆。

但由于地理位置略为偏辟、景区规模较小，小岗村的旅游业发展缓慢，2017年的74万旅游人次与2011年的71万相差无几，且基本都是短暂驻留之后即离去，对当地经济拉动有限，打着“小岗”噱头的饭店、超市能吸引到的人数也是有限的。同质化竞争之下，访客也更愿意去诸如“金昌食府”等更具名气的场所。

小岗仍然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村的缩影，和中国的绝大多数村子一样，它也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空心化问题。宽敞的友谊大道上大都是访客的踪影，却鲜少看见有村民走动。许多家庭不是无人在家，就是只有老人家看守。经营者小岗供销社的韩老板，便是替在外打拼的子女在此看店，他表示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鲜有在本地工作的。当实践团问到为何年轻人不在入驻小岗村的企业就业时，韩老板只是苦笑一声，“(那些企业)基本都做不下去了。”

沿着友谊大道往里走，在大包干纪念馆的对面，坐落着小岗村GLG高科技产业园区，占地千亩，投资上亿。这是第一批入驻小岗村的产业，然而如今已经江河日下，日益凋敝，只剩下一条生产线仍在运作濒临倒闭，从外往里望去，基本看不到人影。

不仅是GLG，从玉、普朗特集团等入驻在此的企业在小岗村的发展都十分不理想。沈浩曾力推的与大学生合作的蘑菇生产基地，也因为缺乏需求市场而惨淡收场。小岗村的产业中，唯有葡萄园和梨园这类立足本土的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诸多外企无法在小岗村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都是无法与小岗本地进行一个很好的融合。例如GLG尽管名义上在小岗建立了高科技产业园，但据村民透露，该产业实际上只是在小岗进行一个加工，无论是原料采集、产品输出，都不是面向小岗，“说白了就是想用小岗这个牌子。”关友江也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我们招的纯粹都是涉农这一块儿，他仅仅能用几个劳动力，带来的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

如何在新时代进行转型，是小岗村乃至整个中国农村遇到的时代问题。作为四十年来的示范典例，小岗也在进行着新的尝试。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小岗村与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打造“互联网+大包干”的商业模式，以个体农户为单位开设网店，利用类似于微商的模式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或外来企业制品，实现增收，如今已发展到三百多户。与此同时，小岗学校的发展和宣扬国学的弘浩书院的建立，都是小岗村在新时期做出的新的尝试。

从四十年前的那个冬夜开始，小岗村就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顶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名头，小岗村别无选择地要走好“农”这一条道路。四十年来，小岗村在不断的试错中发展，尽管外界对于小岗这块品牌的抽丝剥茧让这场“蝶变”尤为不易。如何在乡村改革的新形势下再次找到突破点，如何利用包裹着自己的这层“茧”去发展，如何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下真正实现破茧重生，小岗还有太多的路要走。

每到傍晚，严金昌总喜欢从食府走到三岔路口旁的广场，散散步，顺便与在此休憩的人们攀谈。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打闹，大人们在旁边的石椅上拉着家常，这时的小岗村，才终于开始显现出那份独属于乡村所独有的生机和活力。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刘译蔓、秦聪、王海亮、莫文斌 图/周鹏程 指导老师 吴果中 欧阳丹玲 记者 胡泽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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